地球“超载”敲响发展警钟

“我们试图征服地球，结果却很糟糕。”这是刚去世的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说过的一句话。

第46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让我们再次倾听地球母亲的心声。

众所周知，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人均消费的增长使地球上的资源压力成倍增长。

但结果到底有多糟糕呢？

世界自然基金会每隔两年发布《地球生命力报告》，试图用直观的数据描述地球正在发生的变化。其最新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已超过自然可再生能力的50%，需要1.5个地球才能承载目前人类的生态足迹。

面对日益“超载”的地球，发展绿色经济，寻求有效管理、使用自然资源的途径，同时减缓自然资源耗竭的速度，已经成为全球刻不容缓的课题。

人类在消耗1.5个地球

在上述报告中，世界自然基金会使用了“地球生命力指数”的概念，来测量地球这个巨型仓库里资源量的改变。

地球生命力指数由陆地、淡水、海洋生物群落三个独立的指标组成。《报告》显示，从1970至2010年，地球生命力指数显示了52%的下降率。换句话说，目前地球上的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鱼类数量平均约为40年前的一半。其中淡水物种的种群规模平均下降了76%，但人口在不断增加。栖息地丧失和退化及捕猎和捕鱼开发，被认为是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化则是第二常见的主要威胁，而且可能会对将来的种群数量产生更大压力。

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同时，人口和人均消费的增长正驱动着全球“生态足迹”的增加。《报告》指出，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已超过自然可再生能力的50%。

“按照这样的需求发展的模式继续下去的话，到本世纪中期会需要三个地球才能满足人类所需。”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总干事卢思骋指出。

在众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两位生态经济学家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已被广泛接受。生态足迹将环境负荷表示为土地面积，来直观地理解资源的有限性。例如，日常生活中的菜肉鱼蛋奶等食物及木材家具等，需要依赖农田、牧场、渔场、森林等来生产，这些支撑生活的所有土地、水域面积的总值，就是“生态足迹”。值越高，说明人类的需求越多，环境的负荷就越重。

在生态足迹计算中，各种资源和能源消费项目被折算为耕地、草场、林地、建筑用地、化石能源土地和海洋（水域）等6种生物生产面积类型。耕地是最有生产能力的土地类型，提供了人类所利用的大部分生物量。草场的生产能力比耕地要低得多。化石能源土地是人类应该留出用于吸收二氧化碳的土地，但事实上人类并未留出这类土地。由于人类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壤上，因此建筑用地面积的增加意味着生物生产量的损失。

有人曾形象地比喻，“生态足迹”是一只负载着人类与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等的巨脚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当地球所能够提供的土地面积容不下这只“巨脚”时，其上的城市、工厂等就会失去平衡；如果“巨脚”始终得不到一块允许其发展的立足之地，那么它所承载的人类文明将最终坠落、崩毁。

世界自然基金会专家凌林指出，一个国家想要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证人均生态足迹要低于地球人均生物承载力，同时也能保持全球定义标准下的体面的生活水准。

生物承载力和生态足迹都用全球公顷（gha）单位表达。1全球公顷代表全球平均生产力水平下1公顷土地利用面积。

《报告》显示，在1961年至2010年间，科技进步、农业投入和灌溉已经提高了每公顷生产用地（尤其是耕地）的平均产量，将地球的生物承载力总量由99亿全球公顷（gha）提高至120亿全球公顷。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全球人口由31亿增至近70亿，致使人均生物承载力由3.2全球公顷减少至1.7全球公顷。与此同时，人均生态足迹由2.5全球公顷增至2.7全球公顷。所以，尽管生物承载力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增加，但现在已经不够分配了。

2010年，全球生态足迹总量为181亿全球公顷，人均生态足迹2.6全球公顷。地球的生物承载力总量为120亿全球公顷，人均生物承载力1.7全球公顷。

世界自然基金会认为，随着世界人口预计在2050年和2100年分别达到96亿和110亿，可供我们每个人使用的生物承载力还将进一步缩水——同时，土壤退化、淡水短缺和能源成本上升将使保持生物承载力的持续上升更具挑战。

“超载”加剧并非不可避免

地球身上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不是由自然现象而是由人类行为造成的。但人类的存续、福祉和繁荣依赖于地球健康的生态系统及其提供的服务。

在过去的1万年——即被称为“全新世”的地质期里，人类受益于高度稳定、可预见的自然环境，并因此得以从定居的人类社区进化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但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人类世”。在这个时期，人类活动是地球层面变化的最大驱动因素。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专家指出，鉴于变化的步调和规模，再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地球将会达到使其生存条件突然间发生不可逆转改变的关键临界点。

如今，近10亿人正遭受饥饿，7.68亿人没有安全洁净的水供应，14亿人无法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的衰竭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局面。食物、水和能源安全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影响着我们每个人，并最直接地影响着世界上最贫困的人口。

《报告》认为，地球超载加剧是成千上万的决策累积的结果，而人们作出这些决策时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到保护自然世界的重要性：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治理欠佳；各地政策狭隘地着眼于经济增长和有限的利益；商业模式专注于短期利润，没有考虑外部性和长期成本；采用效率低下、过时和不必要的破坏性方法生产和使用能源、捕鱼、种植粮食以及运输商品和人员；采用不顾后果的谋生策略；过度消费使得很少有人能生活得更加快乐和健康。

“实际上，上述每一个领域均存在着更好的选择。改变我们的发展路线，寻找替代方案虽非易事，但仍然可以做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马可·兰博蒂尼指出，我们必须抓住机遇，终结历史上这一具有破坏性的篇章，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美好未来。

在2012年在里约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世界各国政府承诺“为我们的地球及今世后代，促进创造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的未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协会理事长刘嘉麒先生指出，对于《报告》提出的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从整个地球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看，如果我们继续掠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其次，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定律中，物质不灭定律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定律。尽管人们在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和物质财富，但这些财富会转变。原来的资源不够用了，会有新的资源；原来的能源不够用了，会有新的能源。而且社会在不断地前进，人类的生活也会不断地变好。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研究认为，近年来在量化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和由此产生的红利方面已经取得一定进展。这些价值评估从经济角度为实现自然保护和可持续生活提供了例证。

为此，世界自然基金会提出了“一个地球”理念：保护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转变消费模式、引导资金流向、实行公平的资源管理。

“我们必须将投资从造成环境问题转向解决环境问题；就如何管理我们共享的资源，作出公平、有远见的生态抉择；保存我们所剩的自然资本，保护和恢复重要的生态系统和栖息地；提高生产效率，改变消费模式。”世界自然基金会相关项目负责人表示，从全球来看，还没有哪个国家既实现了高水平的人类发展，又保持着可持续的生态足迹，但扭转当前局势并非不可能，如果更多的公众、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做出转变，就能促使现状得以改变。

我国资源管理新挑战

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土地、矿产、能源、水等资源的大量消耗，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导致资源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

据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公布的资料，中国的整个自然环境最多能容纳15亿～16亿人口，许多短缺性资源能容纳的人口低于10亿。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规模在下世纪中叶将达到环境的最大容量值。此前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指出，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大约是中国生态承载力的2倍多，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面对严峻形势，我国资源环境的管理制度日趋严格。200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

“最严格”已经成为我国资源环境制度的基调。

事实上，我国已经开始重视并着手研究地球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问题。随着不动产登记的推行，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管理与资产产权制度已经起步。业内人士指出，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并完善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落实资源合理使用与生态有效保护管制。尤其要健全能源、水源、土地节约与集约使用制度。

近年来，国土资源部大力推进土地和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用资源利用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2014年，国土资源部颁布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和《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启动了580个城市节约集约用地评价。

在矿产资源利用方面，根据中国国土经济研究院的报告，2005年～2013年，国内主要矿种单位GDP矿耗逐年下降，表明我国资源利用效率趋好。但受建筑、汽车、电力等行业快速增长和人们消费水平提高、结构变化等影响，铁、铝、铜、铅锌的人均矿耗增速显著。2013年与2005年相比，铁、铝、铜、铅锌和磷矿等矿产人均矿耗增幅均超过100%。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还有很大的空间。国土资源部表示，将继续抓好矿产资源“三率”标准制定和实施，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和绿色矿山建设。

专家指出，从根本上切实转变粗放、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能源资源利用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走低碳发展之路，既是缓解当前资源环境约束矛盾的迫切需要，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所在。由此，资源管理模式要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资源管理主要是提供资源保障，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为其提供有效供给。在低碳经济下的资源约束对资源需求进行调节，资源管理要从供应管理转变为需求管理，以供定需，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泛亚洲智库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程子俊撰文认为，面对地球的超载，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应进行有节制的消费，将资源管理作为一切政策决策的中心。他强调，对于亚洲来说，将资源管理置于一切政策决策中心的前景并非易事，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一直被告知繁荣只能来自传统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社会。

“我们不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中的警示言犹在耳。以世界地球日为契机，人类需要反思和行动起来，为子孙留下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家园。